建文改制时间 建文改制的得与失

建文改制，是明惠帝、方孝儒、齐泰、黄子澄等人推行的改革，以先秦儒家的理想政治理念作为指导，遵循先圣之教诲，而实行“德治宽政”，解决“朱元璋后”的严刑峻法、苛捐杂税、藩王拥兵等问题。

　背景

明惠帝受方孝儒的影响，悉去明太祖苛酷专滥之政，减轻江浙重赋，广开言路，虚心纳谏;并且在黄子澄与齐泰协助下，实施削藩政策。

建文帝的改制，大多是托古改制，具有理想性质。在继位诏书中，宣布要推行“维新之政”，使明朝达到“雍熙之盛”。

继位后，随即召回在汉中的方孝孺，任翰林院侍讲。

洪武31年六月，任齐泰为兵部尚书、黄子澄为太常寺卿，参预国事，明为东宫伴读，实是建文帝之师。

　　明惠帝

建文改制的背景有四点：

一、洪武年间屡屡爆发大案要案，朱元璋丧心病狂的杀戮开国功臣、武将，尤其是在“蓝党”案爆发后，牵连甚众，主犯大将军蓝玉行刑前，曾大呼：

“朱公谓天下已定，何不留一二以防不测?”

可朱元璋却将洪武年间所封的11公57候几乎全灭。

所造成的恶劣后果，就是：

不仅造成洪武晚期大明中枢高级官僚梯队青黄不接的被动局面，而且也使得大明中枢的威望与权势渐趋衰弱。

二、大明开国时，朱元璋认为：

“水弱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也。盖法严则人知惧，……，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”。

从这样的“法治”指导思想出发，整个洪武年间的大明帝国，政治酷寒，法峻刑严。

朱元璋的严刑峻法，虽然使大明帝国的中央集权得到空前的加强，但它不利于明初社会秩序的真正稳定与和谐，这也就大大妨碍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。

三、洪武年间，尽管朱元璋多次下诏减免自然灾害发生地区农民的赋税与徭役，但这毕竟是有限的，大明开国，无论是修建皇宫都城，还是修建明孝陵，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。

当时，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民税收，使得大明帝国一开始，就对江南地区实行重赋，建文帝诏书中所说：

“国家有惟正之供，江、浙赋独重”。

四、朱元璋大肆分封，欲以地方藩王辅翼中央皇室，但又赋予他们极大的军事权。

虽说朱元璋活用“荆条除刺”理论，几乎全灭大明的异姓功臣勋将，但大明武装动乱的种子仍随分封制的推行而埋下。

其中最使人尴尬的，是藩王与建文帝的政治君臣关系和家族内部的叔侄关系，这种双方错位的关系，加剧了大明皇室与藩王、地方与中央的矛盾。

　政治理想

本着用人不疑、疑问不用的精神，建文帝在军国大事上，完全放权黄子澄、齐泰，削藩虽然符合其想法，但对建文帝而言，却不是最要紧的事务。

建文朝的大部分时间，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政治理想上，对朱棣不够重视。

所以，虽在战场上屡战屡败，但建文改制则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。

建文帝即位初年，主要精力放在改制，而非与朱棣的战争上，这是他自幼以来的政治理想，也是他父亲朱标的遗愿。

官制改革，为建文改制最主要内容，自不待言;由于建文史料《皇明典礼》的发现，使建文礼制竟而获得了最原始材料，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别关注的必要;改变洪武肃杀的政治气氛，使治国之道由猛趋宽，本属建文改制的宗旨，因而法律之改，理所当然位列其中;经济、社会政策，作为“制度史本位”的“外缘”，将在最后讨论。

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计划、分步骤进行的，显系一套对政治制度的通盘设计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它带有浓重的方孝孺个人政治学说的痕迹，也饱含了朱允炆本人对治国之道的考量。

无论从纵向，还是横向上看，建文官制都如“常山之蛇”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是一系列有系统的措施。

　措施

更定官制

一、完善中枢文职化——以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大明中枢机构，完善其文职化

建文帝以文臣学士作为主要仕进对象，大开科举，从而相当提高了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，或称为“秀才朝廷”。

除此之外，建文帝还特别看重朝廷中枢主要官僚的个人品质与政治实践经验。

挑选拥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、政绩突出、品行良好的封疆大吏，担任六部尚书和侍郎。其中较为出名的，有：云南右布政使陈迪提为礼部尚书 、浙江左布政使王纯提为户部尚书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建文朝的司法、监察机构主管领导或清正廉明或忠贞刚烈，对于整治官场风气与纠正冤假错案都十分有益的。

二、提高文臣地位、精减地方官制——以提高文臣学士政治待遇为中心的官制改革

建文帝的官制改革体现出儒家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理念，这实际上是对朱元璋的“专意右武”政策性错误的矫正。

洪武时期，朱元璋将分掌天下的六部定为正二品，将中央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定为正一品，这显然是与文武并称是相悖的，更可笑的是培养文官的国子监祭酒(校长)定为正四品，而皇帝管理军马的太仆寺卿却定为从三品。

由此可见，建文帝的改制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里就不赘述具体改革了。

总之，大批亢官亢员的淘汰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，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后世史学家朱鹭说：

“然在后世，民残于多牧，禄縻于亢员，重以中官出使，道路绎骚，则汰官，省邑二事，固亦有足采者。未可谓建文时政，毕竟非也。”

　宽政减刑

一、宽和政治——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

大明初期三十多年内，洪武政治是恐怖而又伴随着血腥的，而在朱允炆主政时期，其贯彻的总的精神就是“改严为宽”，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，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手下大臣，放权下去，尊重他们的人格与地位;改变了朱元璋设置六科给事中监察百官，自己乾纲独断的做法，而是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，不监察百官，而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，规谏皇帝，虚心纳谏，宽和对待大臣，注重礼教德化，确实是一位宽厚、眼光远大的帝王。

二、宽减刑罚——纠正冤假错案，改轻刑典

建文帝在皇太孙时期，就已参与到大明司法案件的审理当中，并且参考礼经和历朝刑法，修改大明律数处。

继位后，除了改轻刑典、宽刑疏法外，还展开对洪武年间的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。

这些做法，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与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
宽免赋税

由于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，所以比较熟悉佛教教义。中晚年的朱元璋恐惧因果报应，因此青睐佛教，导致大量寺院佛道广占田地，不向政府纳税，加重了人民负担;大明初期不知为何，朱元璋独重江南赋税，财税政策厚此薄彼。

建文帝继位后，禁止私自出家为僧尼，限制佛道势力的发展，建文三年规定：

“天下寺院道观，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，免其租税，以供香火，余者入官，均给平民。”

建文帝一上台，就下诏要求江南赋税与其余地方相同，并且不必像洪武年间一样，不得在户部为官，而是一视同仁，即使是朱棣在北方已经搅得鸡飞狗跳，建文帝依然坚定推行政策。

建文削藩

削藩三策

一、武力削藩

以齐泰、黄子澄、方孝孺为首主张武力削藩，他们都熟读史书，深知藩王之害，所以力主武力削藩，予以彻底解决问题。

优点：干脆利落，一劳永逸。

缺点：来势很猛，极可能使皇帝背上屠杀骨肉的恶名，而且可能会激起藩王造反。

二、曲线削藩

以高巍为代表人物，仿西汉主父偃“推恩法”，采用推恩削藩。除此之外，还倡导“徙地推恩”，即：将子孙分封到其他地方。

优点：节省财政开支，避免武力削藩耗费的大量军费，吻合国法祖制，有效削除藩王势力，徙地分封，使北方的藩王子孙到南方去，大大削弱藩王势力。

缺点：该策耗费时间较长，朱允炆作为最年长的孙子辈，才22岁，其他藩王儿子就更小了，易让藩王找到借口。

三、徙地削藩

由卓敬提出，该法要求北方的藩王重新分封到南方去。并且，卓敬指出，应首先铲除燕王。

从后世眼光看，卓敬的方法最合时宜，而且直指要害——燕王，但由于建文帝的软弱与畏惧燕王，没有采用此策。

最终，建文帝意图削藩的想法泄露，被迫不得不选择武力削藩。

三大失误

一、如果建文帝身处太平盛世，那么极有可能成为一代明君。

但他偏偏出生在社会转型时期，这时帝国需要的是心狠手辣的铁腕人物，显然建文帝优柔寡断，婆婆妈妈，致其当断不断，使原本的优势逐渐变为劣势。

二、如果处于太平盛世，那么方孝孺、齐泰等人确实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
但处于洪武转变为建文的时期，主张武力削藩，作为武力削藩的高层决策人，却无一人有军事背景，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，加上建文帝，也不过是四个“书生”。

三、由于建文帝的软弱与智囊团书生大臣的偏激，在削藩的方案选择上一开始就犯了错。

既然选择武力，就存在拿谁开刀的问题，建文帝又一次犯错，首削的不是燕王，而是燕王的弟弟，而之后十个月内连削五王，竟一个都没有燕王，反而一次又一次打草惊蛇，致使燕王有喘息的机会，反而为燕王造反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准备。

　结果

建文改制，一方面对武官的利益多有触动，故在改革时受到了勋臣们的阻碍;另一方面，其成果因为靖难之变而大打折扣。

由于明惠帝与方孝儒专心于托古改制的不急之务，在削藩方面没有马上针对燕王朱棣，促使朱棣发现危机，并且以“更改祖制”为由，发起靖难之变;战争开始后，惠帝又一再在军事上犯错，使得政府军节节败退，最终战败。

朱棣攻入南京之后，在南京称帝，即明成祖。

明成祖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合法性，以抹除篡位的污点，便将建文年间改变的制度，几乎全部恢复为洪武旧制;并且，革除建文年号，将建文四年的记事，改沿用洪武年号记录。

此外，还将钱粮、兵马以外所有榜文、奏书，尽数烧毁。

评价

自从登基起，建文帝就不断下诏，实施新政，去除朱棣的刻意丑化，客观理性的看建文帝，他确实是少有的好皇帝，但历史是无情的，“建文新政”最终是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：

外部原因就是：

朱棣“靖难”造反的成功，打断了“建文新政”的进程;

内部原因有至少四点：

一、太过理想化。

建文帝的“宽仁”，是太过于理想化的宽，是无原则的宽，是典型的迂腐书呆子气。

二、“建文新政”操之过急，求成太切。

新政本就侵犯了大明许多官僚的利益，又与削藩同时进行，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藩王的矛盾，使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。

三、用人不合适，选择时机不对。

诚然，方孝孺、齐泰等是”智囊“，但他们虽有满腔热血，却缺乏政务的实际经验，统御与领导能力不足，他们的经验虽来自于历史，却完全不懂政界的凶险与人性的丑恶，终于产出恶果。

四、“建文新政”的复古色彩太浓。

最明显的是，建文帝为了改变贫富不均的局面，竟采纳方孝孺不合时宜的建议，恢复两千年前西周时的井田制。

改革出现问题，虽然是很正常的，但偏偏出在削藩时，终于让朱棣抓到把柄，以“变更祖制”为由，起兵造反，发动了“靖难之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