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午年清朝有几亿银子去赔款 为何和日本死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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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顺和威海卫的相继失陷,标志着日军通往天津、北京的门户已经打开。军事上,清军已经证明了远不是日本的对手,西式武器装备的淮军每战必败,耗费巨资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谁都明白,北京是守不住的。

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:迁都抗战或者忍辱求和。

放弃北京,迁都西安,坚持抗战,这个坚强不屈的建议是当时不少主战派官员提出的。代表人物京城有帝师、清流领袖翁同龢,地方大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、两广总督张之洞等。

那么,迁都西安抗战有无胜算?

从战略上说,凭借国土的广阔战略纵深,用空间换时间,和敌人进行持久抗战,二战中中国、苏联都成功的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。

毛泽东在抗战期间,做了一次著名的“论持久战”讲演。但抗日“持久战”的观点,其实是甲午战争期间,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倡:“有钱赔款,不如用兵两年。况用兵两年,需饷不过数千万,较赔款尚不及半,而彼之所费愈多。……‘持久’二字,实为现在制倭要著。”

甲午年清朝有几亿银子去赔款 为何和日本死扛?

另一个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提出了“迁都、勤王”的主张:“彼孤军远征,粮弹皆靠海运,分兵守则军势弱,不守则接济断,彼时一败即不能支。”

应该说,这两位清末的顶梁柱级人物见识是很厉害的。

说白了,迁都抗战、死扛到底就是拼国力,日本毕竟是个小国,当时的国力比起二战时期远远不如,而二战时期中国持久作战都能坚守半壁江山,中国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资源、兵力、潜力远在日本之上,如果全国咬紧牙关齐心抗战,加以西方列强绝不会坐视日本一家独大,国事尚有可为,不是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。

有钱赔款,不如和丫死磕!

就连清朝前线将领,虽然屡战屡败,但也都是清一色的主战派。辽东前线的主将宋庆致电朝廷:“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!”

反观日本。

到1895年3月,侵华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,小小岛国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已消耗殆尽,甚至连最强硬的主战派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:“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,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,军需固已告缺乏。”

中国战场上,侵华的两路日军,因为巨大的战争消耗都处于休整期。日军尽管在直接战场伤亡不大,但疫病、冻伤等非战斗减员很多,据统计,日军参战的7个师团,伤亡减员达3万多人,其中死亡和残疾就达1.7万多人。因此,日本巴不得早日议和成功,威逼清朝割地赔款。

决定权在两个人手上: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。

年轻的光绪皇帝一向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,他经常召见驻外公使询问国外风情典故。不知道他听说过这段故事没有——

1812年,如日中天的拿破仑率六十万大军入侵俄罗斯,俄军抵抗不住,死伤惨重,拿破仑一口气打到了莫斯科。但进了城后,拿破仑吃惊的发现:这里没有他期待中沙皇派来的求和使者,而是一场俄罗斯人自己点燃的漫天大火!

拿破仑惊叹道:“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壮丽、最恐怖的景象!”大火烧了整整一周,昔日美丽的城市成了废墟,法国士兵在这里找不到一块面包可以充饥。

拿破仑派出了议和使者,逃亡中的沙皇亚历山大回答:“只要俄国疆土上还有一名法国士兵,就不议和!”冰天雪地里,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,军队一溃千里,最后只剩下1万多名士兵活着回到法国。

那么,光绪和慈禧有勇气火烧北京焦土抗战吗?有决心和侵略者抗争到最后一刻吗?

答案是明显的。迁都抗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。在爱新觉罗氏眼里,维持满清的统治才是第一位。舍弃北京,不仅仅意味着舍弃历代皇帝的寝陵,舍弃奢侈腐化的生活,更会影响到全国的统治。比起割地赔款,清廷更加担心皇帝宝座的不稳,担心汉族人民的起义,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例子还不够说明问题吗?

而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,他们的担心并没有错。

全国人民对侵略者是痛恨的,自从日军踏上国土的一刻起,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无不奋起反抗,但对于“外无以御侮,内无以保民”腐败到极点的的大清政府,老百姓实在鼓不起忠君爱国的念头。真要迁都抗战,天下大乱,势必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、第二个捻军,恐怕日本人未败,清政府先亡。

对于只求苟延残喘的清廷来说,只有一条路好走:求和。

一个寂静的清晨,留着花白辫发的大清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上路了。他所乘坐的德国商轮公义号,即将开往一个令他一生痛感耻辱的地方——日本马关。他带去的,是一个没落王朝的尊严,返航时,他将带回一个民族的巨大耻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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