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周朝能够存在八百年这么久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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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,也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。周朝从崛起到兴盛,历经了无数的磨难。周朝的崛起,绝非仅仅的“武王伐纣”那么简单。周朝各代统治者,图谋了600年,最终将商朝推翻。
周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,这个年代较之以往而言,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记载,于是后人得以稍微窥伺其面貌之一隅。从思想上来说,周朝的礼乐制度又是儒家所吹捧的主要对象,儒家思想对古人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,许多人对周朝之崛起不甚明了,以为突然之间的“武王伐纣”后,周王朝便结结实实的坐上了天下共主的位置。然而一个王朝之发展岂是如此容易?从崛起到兴盛,周人历经了无数的磨难。
商朝末期的社会性质
商朝末期的中国,依旧是以部落为主导地位的部落联盟制的社会。与此种观点相对的,便是商朝末期已经有了民族、一统的思想观念。学历史的人应该知道,历史是很难盖棺定论的。也许你今天有了确信的观点,明天又出来一批新的文物来否决你的观点。所以,说历史时我们应该分析各类因素存在之可能性。
我之所以认为商末依旧是部落联盟制社会,有两点原因。一是周人崛起后对中国之经营,使得“天下共主”的势力范围较之以前有了太大的增长。我认为,周朝的势力范围,才真正符合“天下”二字,此点之细节我们暂且不谈,放在后面与周朝之崛起一起讲。第二个原因是周人之封建实在是当时社会之一大进步。
周朝分封诸侯,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往先之诸侯,其实是各部族之首领,其对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;而周朝以后,随着周人势力的不断发展与不断兼并,大部分有实力的诸侯都是由周王所分封,周天子于是对各地有了更好的统治。所以《诗经》上才会说: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
我们试看周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传说,便可发现彼时的政治活动都是以“族”为中心记载的。例如有穷族的后羿趁着夏朝君主太康外出打猎的功夫,夺取了夏朝的政权。而各方的族长,大概就是古书上所说的“四岳”,这些人推选出共主,以决策当时的事务。
曾经的尧舜禹之禅让,大抵是部落联盟共同推选首领,只不过经过后世美化,成为了我们今天之所见。禹死后,他的儿子启夺得了领导者的地位,并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太康,于是“家天下”的局面正式形成。若说此时是一个朝代,实在是有点牵强。夏朝才传至太康,就被新迁入的有穷族夺去了权力,故而此时依旧是氏族社会的模样。
商朝时期,天下共主与各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,但此时的社会依旧是以氏族为主导的社会。商人善于经商,常常进行远程贸易,这一点根据出土的文物与一些记载都可以证明。然商朝之内外服制度,实在是没有周朝之分封诸侯的控制性强。外服的诸侯们,更像是商人的附属国。外服如此,更别说商人势力没有企及的地方了。
我们再来看看周朝的分封制。彼时,对诸侯而言,周天子确立了其统治的地位,于是有了“国”字一称。此时的国指都城,而非国家。比如《周礼》所言:“惟王建国,辨方正位,体国经野,设官分职,以为民极”。自此以后,对“族”这个字的使用便越来越少,而是以国来称某一地区之政权,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周朝时期社会的进步吗?对周天子而言,诸侯们必须对周天子进行负责,比如缴纳贡物、镇守疆土之类,在这一种环境的影响下,周朝时期便开始孕育同一民族的思想。
周人之崛起(一)——武王伐纣之前
周族人的崛起,经历过很多的磨难。周人之始祖名曰:弃,也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后稷。弃应该是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时期的人物。《史记·商本纪》谓弃是尧帝年代的人物(帝尧闻之,举弃为农师),但《史记》后面又说弃的儿子“不窋”身在夏朝末年,这是自相矛盾的。《国语》中说:“自后稷之始基靖民,十五王而文始平之”。因而后稷至周文王时历经十五世,而商朝自成汤至帝辛共历十七世,所以弃大约是成汤时期的人物。
之所以说弃是尧帝时期的人物,这大概是周人为了抬高自己祖先所编造的谎言。孟子说:“文王生于岐周,卒于毕郢,西夷之人也。”大致周族人是文化后起之族,当时的夏商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是河东之地,河西在当时的确属于西夷,因而周族人文化落后于东方民族这是可以确定的。
周人的祖先不乏有明君圣主出现,但真正积攒灭商之资本的,应该是从古公亶父开始。古公亶父是《诗经》中的称谓,今人考究后认为,其应该唤做“公亶父”,这个古,是往昔的意思。对于这种说法,我们不置可否。史载:古公亶父复脩后稷、公刘之业,积德行义,国人皆戴之。从古公亶父开始,周人贬弃了戎狄之俗,开始营筑城郭。彼时戎狄是游牧文化,华夏是农耕文化,故古公亶父之举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之变化。
彼时的周人,与殷商应该是附属国的关系。钱穆先生认为,连远在西夷的周人都是商朝之附属,则商朝所管辖之范围实属庞大。笔者不太认同这种观点,从流传下来的甲骨文来看,周人自商朝武丁时期就遭到了商人的征伐,周人之于商族,最开始应该是蛮夷的形象。其后周人与当时的中原诸侯“挚”氏通婚,这才逐渐获得了商人的认可。
王季就是季历,也就是周文王之父。周人地处西陲,满处尽是戎狄,故周文王为商纣王时期的三公,有征伐西方的权力。想必是周人所处之地,商族也很难控制,故商人有意提拔附属国的周人,让其以控制西方。周王季与周文王时期,周族人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中说周文王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,此虽有夸大之嫌,但亦足以证明周文王时周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周王季时期主要是对今天山西地区的开拓,季历以少子即位,他的哥哥迁到了山西建立了虞国,于是周王季便以此为跳板,征伐此地的异族。
我们可以看到,虞国之建立实乃周人东出之大事,以虞国的地势来看,此处不仅可以供周人扩张势力,更可以东望商族,以候征伐。周王季对山西地区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:“周人伐燕京之戎,周师大败”。燕京之戎,大概在今太原西北部的静安县地区。周人对其征伐失败,则证明此地戎狄颇为强大,亦说明商人之势力未企及此处。
周王季死后,其子姬昌,也就是周文王即位。文王时,周人已然崛起。周文王被商王命为西伯,有征伐之权。于是,文王在季历已有的基础上,更进一步的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周文王时期周人的发展,是自西向东的。先是平定了西方的密须、犬戎,稳定了大后方,然后再积极的向东扩展。在笔者看来,周文王时期,周族人就已经积攒了灭商的资本。
周人之崛起(二)——武王伐纣之后
武王伐纣之事,已经被说了千百遍了,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。这一章节我们主要围绕几个地方来:
其一,分封诸侯之争议
周武王灭商之后,大封诸侯,我将此行为视作部落联盟制社会转变途中的一重大事件。但近代有学者对武王分封诸侯一事提出了新的见解,即西周分封诸侯的基础是在周公东征后确立的。牧野之战后,周人未能完全消灭殷商之势力,故周武王不得不分封帝辛之子禄父为商族首领,并设立三监以控制禄父;而天下的诸侯们亦不乏支持商族的存在。据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的考究,周人第一次分封诸侯还没有将势力伸到东方海滨。
武王死后,周公旦摄政,管叔等人以后周公不轨,将行叛乱。于是周公东征,进行二次分封。钱穆先生认为西周近三百年的分封大局,就是周公东征后第二次分封后建立的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在周公东征之后,商人的势力被四处分散,周人也真正的奠定了天下共主的位置。商人只剩下了一个宋国以继承祖祀,大部分族人被分散于各国;反抗周人的一些异族也得到了平叛,例如淮夷、徐戎。齐国与鲁国被重新分封到东边,将宋国包围合困。
其二,嫡长子继承制之确立
前文就粗略提到过嫡长子继承制,我们现在再来细谈。从商代的帝系来看,商人初期的“兄终弟及”已经慢慢的转变成了“子承父业”。商朝的后五世帝王全都是父子关系,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遐想:是否商朝后期就已经取消了“兄终弟及”这种继承王位的模式?兄终弟及这一模式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的母系社会,彼时,父与子并非是一族的,而兄弟之间才属同族之人,所以有了兄终弟及一说。周族的古公亶父贬弃了戎狄之俗后,立少子季历为继承人,这说明彼时周族还未有“嫡长子继承制”一说。
笔者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周成王时建立的。我们知道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。周武王死后,继承人有几种选择。其一,武王之子,即后来的周成王;其二,武王之长弟管叔鲜;其三,武王之贤弟周公旦。但周武王抛弃长弟,而留贤明的周公旦辅佐自己,这说明此时依旧与古公亶父时期立贤之风无异。《逸周书·度邑解》中亦有武王想进行“兄终弟及”传位于周公的记载。想必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东征,二次分封后正式确立的一种制度。如此,天下即知周公无僭越之心,而嫡长子继承制又与分封制相辅相成。
其三,周朝建立后周人之再发展
周人之发展,并非止于武王伐纣。周朝建立后,周人坐西面东,分三路向东方进行发展与扩张:第一条线是沿黄河、洛水向东扩张,直至东岸海滨。这大概就是周公东征的路线图。第二条线是向东南方向,出武关,沿汉水而下,涉及淮水流域。这一条线路周文王经营过,后来的周昭王南征亦是走此路线。第三条路线是从洛阳出发,过太行山脉并沿其北上。这大概是周穆王北征的路线。周族之发展主要是向东逐渐的扩张,逐渐的控制中原及其周边地区。周人正是凭这一番不断拓展、开发的决心,到最后终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。
为什么周朝历史可以长达800年?
周朝国祚绵长,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国运,具体原因如下:
首先,应该归功于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设计。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于文献中的夏朝,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,夏王和商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,整个华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独立、各自为政的方国体制。西周之所以能从西部小邦而灭掉大邑商,与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有着密切关系。
西周灭商之后,采取了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,全国领土被分封制联系在一起,诸侯国家与周天子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义务-权利关系,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创制,宗法分封制对周王朝政权的巩固有着关键的作用。作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纽带——井田制,同样也有利于王权的巩固。
第二,周公制礼作乐,也是周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。西周初年,周公损益夏商旧制,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礼乐制度,从天子到庶人都必须遵守。礼乐制度是周朝统治的文化基础,在平民以上的阶层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,这种共识无疑有利于加强整个国族对于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。
第三,周公及时在东方区域建立政治和军事存在,为日后的迁都奠定了基础。西周初年,周公为了防备东方的殷顽民反抗,营建了洛邑,也就是所谓的成周。成周的营建,为周王朝提供了缓冲的余地,日后,犬戎攻破镐京,周王室得以东迁,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。
第四,周天子并不强大的王权,使得虚君成为可能,也使得任何一个诸侯不会轻易去篡夺中央王权。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,各个诸侯国有着很大的自主权,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没有强力控制能力,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恰好有利于政治的稳定。在周天子强大时,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约束能力。
到了东周时代,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,周天子势力衰微,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,是诸侯的大家长,这种近乎虚置的君权却没有人有能力去篡夺,如果哪个诸侯有野心篡夺这个似乎已经不强大的君权,势必遭致别的诸侯群起而攻。所以,春秋时代齐桓公的“尊王攘夷”很有市场,而楚国的问鼎轻重则会遭致群攻!
周朝能够延续国运800年,源自落后的生产力,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。
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中央
周朝时期的最高生产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中央,甚至诸侯国都不具有。中央,诸侯,民众,三者之间的生产力对比相当于现在的美国,中国,非洲原始部落。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在青铜器的制造。中央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工艺,并把这种工艺上升到神受。各个诸侯国朝贡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,赏赐精美的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当时。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中央是周朝国运长久的重要原因。
尊崇周朝中央的道德至上
周朝分东西。西周灭亡,周平王迁都,东周开始的原因,不是由于平民或奴隶起义,也不是由于各诸侯国造反,而是因为西戎攻击了国都。虽然中间有深厚的原因。但主力在于西戎。楚庄王曾向中央问鼎,被王孙满以诸侯不可问鼎,周朝天命未绝,便将楚庄王逼走了。如果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,不打过不分高低,怎么可能一句天命未绝就退兵。
分封诸侯国巩固了中央
武王发周灭商之后,分封有功之臣,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。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。中央一方面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,一方面加深王权神话思想。各个诸侯国对于中央的感情不同,有亲有疏,为了利益,以尊崇中央的目的相互牵制。春秋五霸时期,每一个霸主的出现,都需要中央形式上的认可。齐桓公在具有了称霸实力之后,由中央赐予方伯称号,才真正称霸。最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的秦朝也多次获得祭肉的赏赐。
在春秋乃至战国前期,各大诸侯国由于实力相近,以尊崇中央的名义,各国不敢轻举妄动,因此东周可以获得生存。战国后期,实力平衡被打破,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家独大,最终灭掉了东周。周朝灭亡。事实上,西周末期,各大诸侯国就已经从实力上超越了中央。几百年的尊崇中央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国的相互牵制,延续了周朝几百年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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